九月的宁波，江风已经有了凉意。

钱塘江的潮水在入海口处放缓了脚步，带着咸腥的水汽一路漫进甬江，漫过那些泊在码头边的乌篷船，漫过青石板上湿漉漉的苔痕，漫进临江那座老阁楼的半敞窗子里。

窗是朝西开的，午后的日光斜斜地切进来，在楼板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光带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像是被时间磨碎了的金箔。

阁楼不大，面阔只有三间，但因为临着江，视野极好。

江面上那些桅杆林立的商船、那些喊着号子搬货的脚夫、那些在码头边讨价还价的牙人，都像是被框在一幅长卷里，看得清清楚楚。

楼内的陈设比寻常茶楼讲究得多，紫檀木的桌椅打磨得光滑如镜，墙边立着一架红木书架，架上摆着几册《两浙盐法志》和厚厚的商路笔记。

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八仙桌，桌面上搁着一壶茶、几碟糕点和一封刚刚拆开的信。

信是今天早上到的，从杭州来，走的是浙江按察使司的内部驿道。

写信的人是宁波士绅们的一位同乡——姓陈，在按察使司做佥事，官不大，但位置关键，消息灵通。

他的字一如既往地端正，一笔一划都透着在衙门里磨了几十年的老吏才有的工稳。

信纸折成四折，封口处盖着他私印的小章，朱红的印泥还很新鲜，像是刚盖上去不久。

此刻这封信被平摊在桌面上，压在一只白瓷茶杯下面。

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茶汤表面凝起一层薄薄的油膜，映着窗外的天光，泛着一种黯淡的金色。

信纸的边缘被江风掀起一角，又落下去，再掀起，再落下去，像一片随时可能被吹走的枯叶。

桌边坐了七个人，坐在正对窗户位置的是宁波城里最有名望的士绅之一，姓沈，名德润，字泽之，今年五十四岁。

他的家族在宁波经营了三代——祖上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做过工部郎中，致仕后在宁波置了田产和商铺，传到他这一辈，已经有良田两千余亩、绸庄三间、海船四艘。

沈德润本人没有出仕，但他两个儿子都在县学读书，长子已经中了举人，只等明年会试。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月白绸袍，料子是上好的湖绸，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袖口处露出一截雪白的中衣边。

他的手指搁在信纸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