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你拉车稳着点，注意身子。大丫，跟着阿香姐好好学。我多接点手工活。醒子，你卖花、写文章，都小心些。咱们全家，拧成一股绳，把这最难的开头几个月熬过去。”

灯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映着疲惫，却也都有种不言放弃的韧劲。一百九十八块银元，像一座逐渐消融的冰山，提醒着他们时间的紧迫。但好在，每个人都开始找到发力的方向，哪怕微小，哪怕前途未卜。

窗外，租界的夜生活正酣。不知哪家舞厅飘出爵士乐的节奏，隐隐约约，像这个浮华世界的背景音。而在这个简陋却干净的石库门三楼，一家人的求生之战，刚刚以新的形式，悄然展开。

陈醒躺在属于自己的地铺上，身下是硬实的木板，却比南市潮湿的稻草铺盖舒服得多。她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柔和的光晕，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明天先去哪里打听花市？第一篇文章写哪家吃食？是写南市“老王记”的生煎馒头，还是写霞飞路那家俄国人开的、面包烤得特别香的“罗宋”食品店？

想着想着，嘴角竟微微翘起。挑战固然巨大，但这种主动探索、尝试破局的感觉，却让她久违地感受到了一丝属于“苏晚晴”的、那种在职场中寻找方案的兴奋感。

只不过，这次的“职场”，是1932年冬春之交、危机四伏却又光怪陆离的上海法租界。

路，是人走出来的。她，和他们，正小心翼翼，却又坚定不移地，迈出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