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伞人员推着转运床走来。动作整齐，面无表情。

“转移到哪里？”他问。

“说是‘高级隔离治疗中心’。”护士说，“但他们没有提供具体地址，只说‘专业设施，普通医院无法处理’。”

中村看着那些保护伞人员。他们开始给病人注射某种药物——不是镇静剂，标签上写着“UMB-STAB-7”，他从没见过的药名。注射后，病人立刻陷入深度昏迷，呼吸变浅，但生命体征稳定。

然后被抬上转运床，盖好罩布，推走。

像处理货物。

“他们要把病人带去哪里？”中村拦住一个保护伞人员。

那人停下，防护面罩后的眼睛毫无表情：“专业治疗。请让开，医生。”

“我是主治医生，我有权知道——”

“你无权。”对方打断，“根据《紧急公共卫生特别法案》第三章第五条，保护伞公司在疫情期间享有完全医疗处置权。阻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中村愣住了。那个法案他知道，是三个月前紧急通过的，当时说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全球性传染病威胁”。现在他明白了，那个“威胁”是谁制造的，那个法案是为谁准备的。

他让开了。

看着转运床消失在电梯里。

看着隔离区空出的床位，很快又被新的病人填满。

看着这个世界，在他眼前，一点一点滑向某个不可知的深渊。

而他，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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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东京湾观景餐厅。

斯特林坐在窗边的位置，面前是一份精致的法餐：煎鹅肝，松露烩饭，1990年的勃艮第红酒。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仔细品味，像在品尝某种即将消失的美味。

窗外，东京湾的晚霞美得不真实。海水染成金红色，远处的彩虹大桥像镀了一层血。游船缓缓驶过，船上的游客在拍照，在笑，在拥抱。

他们不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霞。

“今天的数据很有趣。”斯特林放下刀叉，用餐巾轻拭嘴角，“症状出现人数每小时增长2.3%，但社会恐慌指数只上升了0.1%。知道这说明什么吗，威斯克？”

坐在对面的威斯克面前只有一杯水：“说明控制有效。”

“不。”斯特林微笑，“说明人类的‘正常化偏见’有多强大。即使证据摆在眼前，他们也会自我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