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明初平滇之战的结果，他知道开中法的历史走向，他甚至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但他不懂一艘两千料的沙船在逆水行舟时每日需要消耗多少口粮。

他不懂江淮梅雨季节粮食在船舱里的自然霉变率。

他更不懂那些常年混迹水上的船老大们为了克扣斤两会玩出多少种花样。

这些微观层面上的操作，是任何宏大历史书都不会记载的死角。

“大人，苏州商会呈报，近日江面风浪颇大，有两艘粮船在镇江江面触礁沉没。

按着契书，这损耗由他们自理。

但他们上书诉苦，言及水脚银子（运费）飞涨，恳请商廉司在盐引的品秩上予以通融，将原本承诺的淮北盐引换成淮南盐引。”

陈修立在案前，有条不紊地禀报。

徐景曜揉按眉心。

淮南盐质优价高，淮北盐多杂质。

商贾这是在借机讨价还价。

“驳回去。”徐景曜并未犹豫，“契书既定，便无更改之理。

沉船是天灾也是人祸。

告诉他们，商廉司只看交割的粮食数目给引。

若开此先例，日后各家商会皆以风浪为由要求加恩，这规矩便立不住了。

做买卖讲究契约，打仗更是军令如山。

谁若敢在这节骨眼上拿乔，剥夺其特许资格，名下的船只尽数充公。”

政令下达，徐景曜心底却泛起一阵无力感。

他并非全知全能。在这繁杂的国家政务面前，个人的智慧显得极其渺小。

他能依赖的，只有陈修这样精通数术、熟悉律例的实干官僚，以及那套强权背书下的严苛制度。

这种认知，反而让他愈发清醒。

不要学崇祯那样去涉足自己不熟悉的具体微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