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四年。

春。

南京城秦淮河边的柳树刚抽新芽。

河水映着两岸的酒旗灯笼。

画舫里传出咿咿呀呀的评弹声。

可离河不到二里地的江南制造局里。

却是另一番景象——十六座高耸的烟囱日夜喷吐黑烟。

蒸汽机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

上千号工人三班倒。

流水线上一刻不停。

制造局总办李耀祖背着手在车间里巡视。

这汉子今年四十五。

原是苏州府一个小绸缎商。

十年前抓住机会。

把全部家当押在蒸汽织机上。

如今成了江南有数的“机器大王”。

他身上穿着泰西样式的双排扣外套。

头发梳得油亮。

可脚上还踩着双老布鞋——用他的话讲：“鞋底要沾地气。

才知道买卖实不实。”

“李总办！”

一个账房先生捧着账本小跑过来。

“上月出货统计出来了——蒸汽织机三百台。

火车头两个。

还有您让试制的那个‘内燃机’……亏了八百两。”

李耀祖接过账本扫了一眼。

皱眉：“怎么亏的？”

“钢料太贵。

泰西来的技师要价高。

还有……”

账房压低声音。

“工人们闹了一回。

说每日干六个时辰太累。

要加工钱。”

“加工钱？”

李耀祖把账本摔在桌上。

“你去告诉他们。

北直隶那边。

想进厂干活的人从永定河排到通州！

爱干干。

不干滚！”

账房喏喏退下。

李耀祖走到窗边。

望着外面黑烟滚滚的厂区。

心里头那股火却慢慢凉了。

他知道账房没说错——如今这世道。

变了。

十年前那场“天送忠武王”之后。

大明的蒸汽革命就像脱缰的野马。

一路狂奔。

铁路从北京修到了广州。

轮船把帆船挤出了主干航线。

工厂在各大城市郊外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钱是赚了不少。

可麻烦也多了。

工人不再是当年那些进城打短工的农民。

他们有了组织。

敢罢工。

敢讨价还价。

读书人里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捧着《格物全书》。

喊着“科技兴国”；

另一派抱着四书五经。

骂着“奇技淫巧。

败坏人心”。

更别提那些靠着工厂发家的新贵。

一个个腰包鼓了。

心气也高了。

私下里聚会时。

常说什么“泰西有议会。

咱们也该有个说话的地儿”。

“说话的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