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需确认三件事，第一，你是否在庭前至少十五天前收到起诉书，并明晰内容？」

「是。」

「第二，你的辩护人是否已向你逐条解释起诉书所载的若干项指控，以及你在每项指控下的权利？」

「是。」

「第三，按照《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本院需确认你当前的精神与身体状态足以参与本次庭审。你双目失明的情况，是否需要法庭调整任何程序安排？或者就此提出新的动议？」

男子依旧对答如流，毫无犹疑：「不需要，谢谢法庭。」

这里涉及到一个庭前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也即如果路宽作为被告在笔录中做过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现在是可以以受到刑讯逼供而失明为由，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这在国内一般是于庭前会议提出。

但本案中，侦查机关FBI显然不敢在两大国以及全世界的注视下搞刑讯，路宽的笔录里当然也都是不认罪的内容，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至于其他证人和同案犯是否遭受刑讯，不在此刻调查之列。

不过就像此前路宽不要求用母语开庭一样，这个回答又叫弗里德曼松了一口气。

对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来讲，抛却所有的立场、国别、倾向不看，今天出现在现场的这位被告，确实是一个让他不得不暗自点头的人物。

深色墨镜遮住了那双失明的眼睛，但墨镜下方那张脸有一种真正经历过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从容。

他坐在被告席上，脊背挺直却不僵硬，双手自然地搁在桌面上，既不紧张地绞在一起，也不刻意地摊开以示坦然，就那么放著，像坐在自己的剪辑台前等一段素材渲染完毕。

弗里德曼从二十多岁开始执业，先是做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又当了三十多年联邦法官，见过形形色色的被告和当事人，有嚣张跋扈的，有瑟瑟发抖的，有满嘴谎言的，也有故作镇定的。

但眼前这位被当局指控为窃国大盗的艺术家————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豁达与洒然。

他明明可以利用自己失明、外国人身份、舆论关注等处境给庭审制造无数程序上的麻烦，申请翻译拖延时间、以身体状况为由要求延期、以非法羁押为由申请排除证据，但他一项都没有用。

他没有利用那些合法的权利去增加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