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人顺嘴提了一句“曲阜那边有人告御状”。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告谁？”那声音隔着三五步远，却清清楚楚地飘进了周围七八个人的耳朵里。

后面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被添油加醋、你来我往地讨论开了，有人在说孔家之前好话，有人义愤填膺地驳斥那些骂孔家的人。

到了四月初八的时候，西直门外的几个瓦舍里，说书先生已经开始拿这件事当话头了。

往常他们说的是三国、是隋唐、是岳武穆，偶尔也说说本朝的奇闻轶事，但大都挑些不打紧的、无关痛痒的来讲。

可那天，一个姓刘的说书先生敲了两下醒木，清了清嗓子，开口便是一句：“列位，今儿个老朽不讲三国，不讲隋唐，单讲一桩新鲜事——曲阜百姓告御状。”

底下立刻安静了，有人端着茶碗的手停在了半空，有人嗑瓜子的声音也停了。

刘先生不紧不慢地从桌上拿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那是他从茶楼里一个管事手里拿到的抄本，上面记着几件从曲阜传出来的事。

他念了一段，停一停，喝口茶，又念一段。

讲到某一户人家被占了地、打断了腿，讲到某一家的闺女被抢走、再也没回来过，底下开始有倒吸冷气的声音了。

旁边一个穿蓝绸袍的中年人忍不住接了一句：“这、这不可能吧？那可是衍圣公府！”

刘先生放下手里的纸，看了那人一眼，声音不高不低：“衍圣公府又如何？圣人的后人，就不能干坏事了？圣人的规矩是人定的，难道圣人的后人就不是人了？”

“再说了，我这不是自己编的，是有人从承天宫的告状文里抄出来的。你要是不信，等孔家子弟被带到京城来，你自己去听他们当面对质。”

那人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又坐了回去。

瓦舍里安静了片刻，然后议论声便像烧开了的水一样翻涌起来。

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替孔家辩解，有人替那些百姓鸣不平。

说书先生没有再往下讲，只是端起茶碗慢悠悠地喝着，任由底下的争论声在他头顶上盘旋。

而在这些公开的议论之外，更深的暗流正在京城的官署和私宅里悄然涌动。

锦衣卫的暗探、东厂的番子、西厂的亲随，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耳目，但他们的差事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