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顿，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老板最后讲：‘大栓啊，不是我不讲义气。这世道，自保都难。你还是……再想想别的路子吧。’”

屋里一片寂静。只有灶台上粥锅轻微的咕嘟声，和里间小弟偶尔的哼唧。

连相熟多年、知根知底的车行老板都不愿担这个风险。那道名为“阶层”和“风险”的墙，厚得让人绝望。

母亲李秀珍端着粥锅走过来，听到这番话，眼眶一下子红了，却又强忍着，别过脸去，用围裙角擦了擦。

陈醒看着父亲疲惫的侧脸，看着母亲强忍泪水的背影，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反而被激了起来。阿婆的路堵了，车行的路也堵了。只剩下沈伯安那条线。

再难，也得试试。为了这个家，为了那一点可能在风暴来临前找到避风港的希望。

“爹，娘，”她开口，声音清晰，“我明日，去寻沈先生问问。”

陈大栓和李秀珍同时看向她。父亲的眼神复杂，有担忧，有期待，也有一丝做父亲的难堪——让未成年的女儿去求人办这样难的事。母亲则是纯粹的担忧：“二丫，沈先生是体面人，肯见你就不错了，这种大事……”

“总得试试。”陈醒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不成，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成了，最好。沈先生是明理的人，就算不答应，也不会怎样。”

陈大栓看着女儿沉静的眼睛，良久，重重叹了口气，点了点头：“那……你去试试。说话注意分寸，莫要强求。”

“我晓得。”

第二日，陈醒没去卖烟。她换上了那件大姐改的、最体面的半旧棉旗袍，外面套着藏青色夹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红头绳扎好。怀里揣着那篇她反复修改、自觉写得最好的寓言新稿，还有一小包用油纸仔细包好的白糖糕——这是她用昨天稿费买的，不值什么钱，是个心意。

她知道沈伯安每周三下午常去四马路一家叫“墨缘”的小书店，有时会在隔壁的“凯司令”咖啡馆坐一会儿，看书或会友。

午后，她坐电车到了四马路。租界的气息扑面而来。街道宽阔了些，店面橱窗明亮，行人衣着体面，节奏似乎都快一些。空气中飘着咖啡、烤面包和淡淡香水的气味，与南市弄堂里的煤烟、咸菜味截然不同。

“墨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