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吃。”

母亲和大姐都惊讶地看着他。陈醒心里却是一热。父亲不仅接受了，而且开始行动了。他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加入了这场家庭自救的储备战。

“这鳗鲞好！”母亲拿起一串，掂了掂，眼里有了点光彩，“吊在风口阴干，能吃到开春。咸肉也靓，肥膘多，熬油炒菜都香。”她是当家人，自然知道这些东西在艰难时刻的价值。

“爹，这得不少钱吧？”大姐问。

“还好。”父亲含糊道，走到水缸边，看到水是满的（陈醒下午刚和姐姐挑满），没说什么，只是拿起水瓢的手，似乎稳了些。

从那天起，陈大栓正式成了囤积行动的一员。他不声张，但眼睛更尖了。拉车路过熟悉的南货店、腌腊铺，会停下来看看，问问价。遇到确实便宜又耐储存的，就咬咬牙买下来。

他买的东西，带着鲜明的“老上海”特色和底层智慧：

几包用荷叶裹着的、价格低廉的“笋干”和“霉干菜”，说“这东西泡开了，和咸肉一炖，下饭，也放不坏”。

一小坛子“虾子酱油”，说是“实在没菜时，拌饭拌面，提鲜”。

甚至还有两包粗盐，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藏在车座下面带回来。“盐是百味之首，也是要紧物事。”他解释得言简意赅。

他还贡献了储存方法：咸鱼咸肉，用炒过的花椒和粗盐再细细抹一遍，裹上油纸，放在阴凉通风的竹篮里吊起来。米面豆子，在布袋下面垫上生石灰包吸潮。“这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防霉防蛀。”

父亲的变化，母亲和大姐都看在眼里。虽然不明白具体缘由，但家里这种“备战备荒”的气氛，让她们也莫名紧张起来。母亲不再多问，只是更加精细地规划着每一分钱，计算着如何把有限的储藏空间利用到极致。大姐则负责把父亲和醒儿买回来的东西，分门别类，妥善藏好，小小的亭子间，被她整理得像一个结构复杂的微型仓库。

家里的伙食，在囤积期间反而变得异常“丰盛”起来——当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丰盛。咸鱼蒸一小段，咸肉切几片和笋干一起炖汤，霉干菜烧豆腐……都是极下饭、极耐吃的菜式。油水也足，因为咸肉熬出的猪油，被母亲小心地舀出来，存在瓦罐里，炒菜时只用筷子尖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