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徽章，身后横幅写着“热烈庆祝我厂首台ZJ系列转向阀通过部级鉴定”。照片背面有铅笔小字：“青梧，1987.4.6。此日始，心落地。”

林砚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姓林。他填表时写的是“林砚”，而非“张砚”。他早知道父亲曾在这里工作，但母亲从不提细节，只说“你爸调去省设计院前，在青梧干了十二年，手底下带出三十多个徒弟”。她说话时总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枝干虬结，树皮皲裂如掌纹。

他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在三号厂房的水泥地上留下脚印。更不知道，那些脚印是否还埋在如今覆盖其上的环氧地坪之下。

三天后，老张头出现了。

他不是从门进来，而是从天花板检修口爬下来的。梯子收起时金属刮擦声刺耳，他跳落地面，震得窗框嗡嗡作响。六十七岁，身高不足一米六，肩背佝偻如一张拉满后松弛的弓，工装裤膝盖处补着两块深蓝粗布，针脚细密整齐，像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他左手缺了小指与无名指，断口处皮肤皱缩发亮，右手腕内侧有一道三厘米长的旧疤，呈淡粉色，状如新月。

他没看林砚，径直走向铁皮柜，抽出一只鼓胀的档案袋，抖开，倒出十几枚黄铜齿轮。它们滚落在积尘的桌面上，彼此碰撞，发出清越短促的“叮”声，像一串被遗忘的密码。

“ZJ-4的同步齿轮。”老张头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生铁，“1987年3月，装配线连续七天报废三十六套。质检组查遍所有环节，最后发现，是这批齿轮热处理回火温度低了八度。”

他拈起一枚，对着高窗透入的斜阳。齿面幽光浮动，映出他瞳孔里细小的、晃动的光斑。

“八度。”他重复，“够让整条线停摆，够让三十个工人白干一个月，够让厂长在党委会上拍烂三只搪瓷缸。”

林砚没接话。他盯着老张头右手腕那道新月疤——位置、长度、走向，与父亲日记本里一页速写的线条惊人一致。那页画着一只扭曲的手，旁边标注：“热处理炉门液压杆突发泄压，手卡于闭合间隙。幸未断骨，唯韧带撕裂。记：敬畏精度，即敬畏生命。”

老张头忽然抬眼。目光如探针，直直刺来。

“你爸，张工，教过你什么叫‘脚印’吗？”

林砚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