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多少次。牧民住的还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屋里和屋外一个温度。有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们不要东西，你帮我们把羊卖出去就行。”

他说完看了杨威一眼，欲言又止。

杨威合上文件。动作很轻，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

“就它了。”

阿依江看着他，眼神复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有人拍着胸脯说要改变红山牧场，来了，看了，拍了照，然后走了。那些牧民等了一拨又一拨人，等到连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威，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难吗？”她的声音低下来，不是打击，是提醒，“那里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十年的积弊。草场退化是生态问题，羊卖不出去是市场问题，年轻人跑光是发展问题。三个问题缠在一起，像一个死结。”

杨威点头。

“你知道之前有多少企业去考察过，最后都撤了吗？”阿依江继续说，语气像在念一份病历，“七家。七家都走了。最后一家走得最干脆——老板开着路虎进去，颠了三个小时，到村口看了一眼，掉头就走，连车都没下。”

杨威又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阿依江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杨威想了想。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想了想，而是真的在想——他想起了红山牧场那些老人的眼睛，想起了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想起了那个说“我给你磕头”的大爷。他想起自己在非洲看到的那些难民，想起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然后他说：“因为那些牧民还在那儿。”

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没有任何煽情。它就是一句陈述，像“今天下雪了”一样朴素。但阿依江听到的瞬间，愣住了。

她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但杨威看到了——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下午，杨威和张建疆没有在阿依江的办公室里多待一分钟。他们说走就走，直接开车去了红山牧场。

路确实烂。说它是路，都是抬举了。其实就是戈壁滩上压出来的两道车辙，被雪一盖，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坑。车子颠得像筛糠，张建疆死死抓着扶手，嘴里骂了一路——骂路，骂天气，骂杨威，骂自己脑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