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秦明文，生于武昌府，长在秦记酒楼。

打我记事起，鼻尖就绕着两种气味，前厅飘来的酒菜香，和后院书房里散不去的墨臭。

前者让我心安，后者让我头疼。

我父亲秦茂才，是这酒楼的掌柜。

但我的户籍册上，父亲那一栏写的却是二爷秦茂山的名字。

这是我一出生就定下的事，商户之子不能科举，但我二爷是白湖村的村长，算是个体面人。

把我挂在他名下，我便有了读书进学的资格。

“你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家里出个读书人。”

父亲每次提起这事，神色都复杂得很：“你爹我没用，读不进去。明文，你是秦家的希望。”

希望？可我对着那些“之乎者也”，只觉得它们像爬满竹简的蚂蚁，也看得人眼晕。

爷爷秦怀德在恩施老家开蒙馆，每月必有一封信来武昌府。

内容千篇一律：“吾孙明文课业如何？《论语》读至何处？每日习字几篇？”

父亲总要恭恭敬敬地回信，然后转头督促我：“听见没？你爷爷盯着呢。”

我不喜欢这个素未谋面的爷爷。他的信像一道道催命符，把本该爬树掏鸟窝、溜到江边看船的童年，钉死在方寸书桌前。

私塾的先生板子打得狠，戒尺敲在掌心，疼得我夜里做梦都在背书。

八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带我回一趟白湖村。

马车在山道上颠簸了三天，越走越荒凉。

层峦叠嶂扑面而来，我差点哭出来，这地方，连武昌府最破的巷子都不如。

爷爷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不是戏文里那种白胡子飘飘的慈祥老者，而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穿着一身洗得长衫。

他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千字文》可背熟了？”

我怯生生点头。他随即指着祠堂门楣上的匾额：“念。”

“敦…敦睦堂。”

“何解？”

我卡住了，脸憋得通红。母亲在身后轻轻推我，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爷爷的脸色沉下来。那之后七天，我像坐牢。

每日天不亮就被叫起，站在祠堂前的石阶上，对着蒙蒙亮的天光背书。

背错了，爷爷也不打，只是双眼睛盯着我，缓缓道：“再来。”

我哭过。中午母亲偷偷塞给我一块桂花糕，我边吃边掉眼泪：“娘，我们什么时候走？这破山沟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母亲摸着我的头，眼睛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