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失踪或不予受理的批注。

学子们传阅着这些冰冷的文书，争论声渐渐低了下去。

当夜，有四五名固守“君子不言利”，“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学子，愤然收拾行装。

其中一人临行前掷下话语：“秦抚台、张知县所为，与商鞅刻薄何异？纵然一时得利，必失士心！”

次日，城中便流传起几篇文辞犀利的抨击文章，斥上海新政为酷吏苛法。

但也有的学子，在烛光下陷入长久的沉默。

陈启泰辗转反侧。

若当时家中那几亩薄田也被如此巧取，自己可还有机会坐在这里读书？

天微亮时，披衣起身，提笔给远在福建老家的父亲写信：“父亲大人膝下：儿观政上海，见闻震撼，非纸上可得…田亩之弊，竟至于斯。张知县虽有雷霆手段，然究其根本，乃积弊太深，非猛药不可救…”

写完家书，他主动求见张成。不再是质问，而是躬身请教：“学生愚钝，敢问大人，新税则中‘三等九则’定田之法，如何确保胥吏秉公？若有徇私，如何稽查？”

张成取出详细的章程，耐心解释：每块田亩定等，须有田主（或佃户）、邻田主、里长、胥吏四方共同画押确认。县衙每月抽核三成，若有异议，可申诉复核，查实舞弊者，胥吏革职、邻田主连坐…

陈启泰听罢，沉吟良久，又问：“若豪强虽匿田，然平日善待佃户，修桥铺路，此番清丈，是否可酌情从宽？以免寒了尚存善念者之心？”

张成摇头：“法度如山，岂可因小善而废大义？匿田乃违法之本，修桥乃沽名之末。

若开此口，则狡黠者皆可效仿，以微末小惠换取大罪豁免，法将不法。

然新政非为赶尽杀绝。主动呈报隐匿田亩、补缴往年欠税者，可减等处罚。

清丈后按新则纳税，田产既得保全，自可安心经营。顾家之祸，在于暴力抗法，非清丈本身。”

这番对话，被随行的学官细细记录。

类似的场景，在上海县各处上演。

有学子开始追问鱼鳞图册如何防蛀防篡改，有学子关心清丈后多出的田赋，是否真能用于疏浚河道、兴办义学。

他们不再空谈仁义，而是俯身研读律例、核对数据、推演利弊。

这些变化，连同那些愤然离去的抨击文章，被整理成厚厚一摞报告，快马送往南京。

秦淮河的春水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