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把折叠椅围成一圈。咖啡壶里的咖啡凉了。大部分人已经离开。

安妮·格雷厄姆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动。

她低着头，两只手绞着外套的袖口。眼眶红肿，面颊消瘦。四十多岁的女人，看起来老了十岁。

她的女儿查莉三周前死了。

一场荒诞又诡异的车祸。

儿子彼得开车。查莉因为坚果过敏喘不上气，把头伸出车窗外呼吸。

为了躲闪路面上突然出现的动物，彼得猛的狂打方向盘。

车体擦着路边的木质电线杆掠了过去。

安妮到现在还能记起第二天清晨的画面。

她走向停在门前的汽车。拉开车门。

后座上。那具穿着查莉衣服的娇小身体安静的坐着。

脖子上面空空荡荡。

查莉的头留在了几英里外的电线杆下。上面爬满了蚂蚁。

没有金属碰撞声。只有那一声极度沉闷的钝响。

安妮耳边直到现在还回荡着自己当时的尖叫声。

她在互助小组里坐了两个小时。一句话没说。

别人的痛苦她听不进去。她只是需要一个不用回家的理由。

回到家就得面对丈夫史蒂夫的沉默和儿子彼得的逃避。三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像三座孤岛。

安妮站起来，准备走。

“你好。”

安妮转过头。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站在她身边。银灰色的短发，素色开衫。面容和善。

“我叫琼安。”女人伸出手，“我注意你坐了很久。没关系，第一次来都这样。”

安妮犹豫了一下，握了握她的手。

“安妮。”

“我能坐一会吗？”琼安没等她回答，已经在旁边坐了下来，“我也失去过至亲。我的孙子。三年前。”

安妮的手指攥紧了袖口。

琼安没有追问她的故事。只是平静的讲述自己的经历。丧孙之后的崩溃。婚姻的裂痕。无法入睡的夜晚。

每一句话都精准的戳在安妮的痛处。

不是因为琼安有多擅长共情。

是因为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先排练过的。

安妮不知道。

“我理解那种感觉。”琼安伸出手，覆上安妮的手背，“回到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会提醒你失去了什么。每一面墙，每一扇门。”

安妮的眼泪无声的滑了下来。

琼安递过纸巾。

“也许你需要换一个环境。”琼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