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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陈醒感到变化的，是父亲陈大栓。

他不再只是闷头拉车，早出晚归。傍晚回来，有时会带回一些街头的见闻。

“……今朝在四马路，看到一群学生募捐，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拉了个老先生过去，没收车钱。”他说得轻描淡写，但陈醒看到，他说这话时，腰杆似乎挺直了些。

还有一次，他拉车路过一家寇国人开的洋行门口，看到有学生在散发抵制日货的传单，和洋行里出来的华夏职员起了点小争执。他没停车，但拉过去后，在下一个路口，对一个想买日货仁丹的客人，硬邦邦地说了句：“先生，这东洋药，还是别买了吧。咱们华夏人，不用他们的东西也能活。”客人愣了愣，倒也没说什么，摆摆手走了。

父亲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态度。不激烈，不张扬，却实实在在。他甚至开始留意车行里其他车夫的议论。有年轻气盛的车夫嚷嚷着要去砸寇国店铺，被他拉住，闷声说：“砸东西没用，还落人口实。咱们不拉东洋客，不买东洋货，就是本分。”这话在车夫里传开，竟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一种自发的、底线的“抵制”，在黄包车夫这个最散漫的行业里，悄然蔓延。

大哥铁生的变化更内敛，却更让陈醒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张力。他回家更晚，有时身上带着淡淡的油墨味（他说是帮店里印广告沾的）。话更少，但眼神里那簇火，烧得越来越旺。有次陈醒深夜醒来，看见阁楼方向有微弱的光亮和极其轻微的、纸张摩擦的窸窣声。她没上去，只是静静地听着，心里明白，大哥恐怕不仅仅是在“听消息”了。

这座城市，从精英汇聚的大学校园，到机器轰鸣的工厂码头，再到汗流浃背的街头巷尾，甚至像陈家这样的弄堂蜗居，都被这股“抗倭救亡”的洪流席卷、渗透。不同的阶层，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学生的呐喊，工人的铁拳，商贩的拒售，车夫的沉默抵制，家庭主妇一枚枚铜板的捐献……

这是一曲混杂着愤怒、悲痛、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宏大交响。每一个音符，或许微弱，但汇聚在一起，却足以让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孤岛，在初秋的寒意中，剧烈地沸腾、震颤。

陈醒站在自家门口，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