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东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绝密会议室

会议室的窗户紧闭，厚厚的丝绒窗帘挡住了初夏明亮的阳光，只靠头顶几盏光线昏黄的电灯照明。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烟草、旧纸张和一种压抑的亢奋混合的怪异气味。长桌旁坐着六七个人，军服笔挺，肩章上的将星、佐星在昏暗中反射着幽冷的光。墙上一幅巨大的满洲及远东地区地图，被红蓝铅笔划满了各种箭头和标记。

主持会议的是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他五十岁上下，面容瘦削，眼眶深陷，眼神像淬过毒的针尖，锐利而阴冷。他面前摊开着几份卷宗，最上面一份的封皮上，印着醒目的红色“绝密”字样和“興安嶺特別測量班”字样。

“诸位，”建川美次的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北方特别计划’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关东军方面，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正在加紧完善最终行动方案。但我们参谋本部，必须为他们提供最精确、最致命的手术刀——那就是目标区域的军事、地理、交通、资源等一切关键情报。”

他的手指重重戳在地图上“兴安岭”的位置：“这里，小兴安岭及大兴安岭东麓，是连接满洲与西伯利亚的天然屏障，是章林、章凉父子经营多年，可能隐藏着其最后退路和后备力量的关键区域。这里的情报，我们掌握得最少，也最模糊。”

“四月份，我们向长白山地区派出了三支精干的侦察小组。”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学者多过军人的中佐接过话头，他是负责对满情报的课长，“代号‘布谷鸟’、‘杜鹃’、‘山雀’。任务：渗透长白山腹地，查明章凉部是否有大规模秘密基地建设活动，特别是军工设施。结果……”

他顿了顿，脸色难看：“‘杜鹃’组在进入长白县以西约四十公里处后，与我们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布谷鸟’组在抚松东南三十公里处发回最后一次例行报告后，同样音讯全无。只有‘山雀’组，在安图外围活动，传回了一些零散信息，但未能深入核心区。他们报告，当地华夏百姓警惕性极高，对陌生人盘问严密，山间小道有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巡逻，且部分区域似乎有工程建设的噪音和痕迹，但无法靠近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