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午后二时，曼哈顿下城

雪下得更大了。何世礼坐在驶向壳牌石油美国总部的车里，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将纽约染成一片素白。第五大道两旁的圣诞装饰已经挂起——虽然离圣诞节还有整整两个月，但商家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用节日的灯火驱散经济危机的阴霾。彩灯在雪幕中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像这座城市虚弱的脉搏。

“何武官，到了。”司机低声说。

车停在一栋十八层的花岗岩建筑前。壳牌石油的美国总部不如洛克菲勒中心张扬，但自有一种老牌欧洲企业的沉稳气度——深灰色外墙，简洁的现代主义线条，入口处悬挂着红黄相间的贝壳标志。这个标志何世礼认识，在远东的港口、在东南亚的油田、在上海的外滩，他都见过。英荷壳牌，这个横跨两大洲的石油帝国，是美国标准石油在海外最强劲的对手。

“记住，”何世礼下车前对周慕文三人说，“这场谈判，和前两场不一样。壳牌是欧洲资本，做事风格更谨慎，更讲究程序和规则。我们不急，不逼，把条件摆出来，让他们自己掂量。”

四人走进大厅。和海湾石油、花旗银行不同，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多穿着深色西装，说话轻声细语，举止间带着某种老派的礼节。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英国裔秘书，口音纯正，举止得体。

“范·德·维恩先生在会议室等您。”秘书引他们走向电梯，“这边请。”

会议室在十二楼，不大，但布置精致。深色胡桃木长桌，高背皮椅，墙上挂着几幅油画——不是油田炼厂，是海景，帆船在暴风雨中破浪，灯塔在夜色中矗立。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雪景。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

卢卡斯·范·德·维恩，壳牌石油北美区总裁，荷兰人，在壳牌工作了三十年，从印尼的油田技工一路做到这个位置。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脸上有长期在热带工作留下的晒斑，一双蓝眼睛锐利得像能看透人心。

“何先生，欢迎。”范·德·维恩握手很有力，带着油田工人的粗粝，“请坐。要茶还是咖啡？”

“茶，谢谢。”何世礼在长桌对面坐下。周慕文、王振铎分坐两侧，李文秀稍后。

茶上来了，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