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28日，奉天大帅府东楼会议室

清晨六点，会议桌两侧坐了十二个人。

左侧是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经济班底：财政厅长刘尚清、实业厅长张之汉、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东三省官银号总办鲁穆庭。右侧是军队代表：参谋长荣臻、兵工厂总办米春霖、驻美武官何世礼，以及刚被连夜召回的北宁铁路局局长顾耕野。

还有三人坐在中间位置：章作相、臧式毅、王树翰。他们是见证者，也是缓冲器。

张瑾之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开的不是军事地图，而是一摞厚达尺余的账册、报表、合同副本。煤油灯早已熄灭，晨光从高大的欧式窗户斜射进来，在深色地毯上投出冰冷的光斑。

他已经连续四十八小时没合眼了。

“开始吧。”张瑾之的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但异常清晰，“刘厅长，你先说。东北三省，现在每年岁入多少？岁出多少？结余多少？欠债多少？我要听实数，不要那些糊弄京城的账面数字。”

刘尚清推了推眼镜，翻开一本蓝色封皮的账册。这个五十岁的财政老手，此刻手心全是汗。他知道，今天这场会议，将决定东北未来的命脉。

“民国十八年度（1929年），岁入总计约八千三百万大洋。主要来源：田赋两千一百万，关税一千八百万，盐税九百万，统税六百万，契税三百五十万，官产收入两百八十万，杂税四百余万。此外，”他顿了顿，“特别税项：鸦片特税约一千二百万，铁路余利四百五十万，官办实业盈余三百余万。”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鸦片特税”是什么意思——章林时代就默许的鸦片走私过境税，是东北财政不能明说的黑金。张瑾之以前从不过问这些细节，今天却直接摆上了台面。

“岁出呢？”

“军费占大头，约五千二百万。政务费一千一百万，教育费三百八十万，建设费两百五十万，债务本息偿付约九百万……岁出总计约八千六百万。”

“也就是说，账面赤字三百万。”张瑾之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但我知道，实际赤字远不止这个数。各地驻军的截留、吃空饷、虚报开支，还有你们财政厅自己的‘调剂账’——刘厅长，告诉我真实数字。”

刘尚清的后背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