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看向窗外。奉天的街景，和他用历史地图、老照片、城市档案构建的3D模型高度吻合，但又有微妙不同：模型是静止的，而这里是活的。街边卖糖葫芦的小贩呵出白气，黄包车夫擦汗时脖子上的青筋，二楼窗户里妇人晾衣服时竹竿碰撞的轻响——所有这些细节，是任何数字复原都无法完全模拟的质感。

这是真的。

不是VR，不是全息投影，不是他论文里那些“基于数字孪生的沉浸式历史体验”。他是真的，坐在1930年9月16日下午四时二十分的沈城街头，坐在一辆别克轿车（他认出车型了，1928款Buick Master Six）的后座，穿着章凉的墨绿色将官服，腰间别着他的配枪，即将去参加日本领事馆的酒会，见到那些在历史书里已经被定性为“战犯”但此刻还活生生的人。

林久治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份罪行清单，一份在2025年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判决书。

而现在，这些人还在呼吸，还在微笑，还在用中州语说着“华夏日本亲善”，背地里却在拟定《东北问题解决方案》，在标注东北军的兵力部署图，在计算需要多少炸药才能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而看起来像是中州军队所为。

“去领事馆？”司机的声音从前座传来。

“不。”张瑾之轻声说道，但车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先回大帅府。那份会议纪要，我不签了。”

“什么？”谭海猛地转头，眼镜差点滑落。

“不只是纪要，”张瑾之收回目光，转向谭海脸上。那是谭海从未见过的眼神——冰冷，锐利，像手术刀，又像狙击镜后的十字线。“入关计划，全部暂停。已出发的部队，用电报紧急召回。未出发的，原地待命，没有我的亲笔手令，一兵一卒不得出关。”

“可少帅！”谭海的脸瞬间涨红，“这、这军令岂是儿戏！各部已开始集结，南京蒋主席那边连发三封电报催促，冯玉祥、阎锡山也派了代表在奉天等着答复，这关乎您的信誉，关乎东北军在中央的地位，关乎……”

“关乎东北三千万百姓的命。”张瑾之打断他的话。声音铿锵有力，“关乎四万万华夏人的国运。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