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在上级意图框架内独立判断和果断行动的能力。”

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军区的上校，看着那些在复杂地形中灵活穿梭、相互间用手势和简短口令协同的年轻士兵，不禁发出疑问：

“这需要士兵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主动能动性。我们的兵员……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吗？”

“这正是我们持续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再教育的根本目的。”

施密特接过话头，

“过去一年，全军范围内的强制性文化课与政治学习时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每个连队设立的‘红色角’，不仅配备书籍报刊和收音机，更定期组织讨论会，分析国内外形势，探讨‘我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施密特走向沙盘，拿起代表步兵小组的模型：

“我们不只需要听从号令冲锋的士兵，更需要培养有政治觉悟、有文化基础、有战术头脑的‘政治战士’。

他们要知道，手中的钢枪是为了保卫什么！”

施密特转过身声音提高了几分：

“同志们，波兰边境的挑衅日益频繁。

我们面对的，是一支被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军队。

要战胜他们，我们不仅要在装备和战术上形成代差优势，更要在精神意志、组织纪律和战斗智慧上全面压倒他们！

要让我们的每一个战士都深刻理解，他们的英勇与智慧，直接关联着千百万工农群众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这支新型合成化、摩托化的步兵，连同我们的装甲铁拳，将成为捍卫社会主义德国和平建设成果最可靠的矛与盾！”

演练结束后，在基地另一侧的“政治教育学院”大楼里，另一场“训练”才刚刚开始。

可容纳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学员是来自各部队的连排级政工干部和士兵委员会代表。

今天的主讲人有些特殊——是总政委施密特同志。

“同志们，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德国的经济基础与军队的使命’。”

“有人问，当兵打仗，学经济干什么？我告诉你们：

只有明白我们保卫的是什么，你们做政治工作时腰杆才硬，对士兵讲话时才有底气！”

施密特指向黑板上的一张图表：

“看，这是1913年和1922年，德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消费结构的对比。

1913年，食物支出占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几乎没